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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为什么我们没有霍金那样的天才

——――评贺卫方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

  6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保送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也大可怀疑的。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甚至由于前面提到的"偏科"原因，成绩有畸高畸低的情况。如果按照各门成绩都必须达到前几名，这些人当然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必然是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

  　　贺卫方表示：“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因此，我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贺卫方的行动引起强烈反应，它说明了年轻的教师特别是学生，对教育部门的管理体制存在普遍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谁去批评管理者并不重要，有这么多人支持批评管理者就很重要了。

  　　为此，《新快报》记者邓毅富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袁征、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和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采访记发表时有几处笔误，现依据录音稍加订正，刊载于此，供读者参考。

  　　邓毅富：贺卫方的声明发表后，社会上，特别是教育界反应很强烈，《新快报》做了一个专题。今天我们想更深化一点，请各位谈谈你们的意见。

  　　我会看中成绩排第二十位的学生

  　　袁征：八九十年代的招研也要考试的，只是不像现在考得这么泛。贺卫方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也遇到，就是出题越来越广，太广了。你要复习就得搞得很宽泛。但是很泛就不适合做深入的研究。我们那时候考试考得很专的。如果出那样的题，现在的考生过不了。

  　　陈志武：我们也经常思考这些问题。我在美国做了15年教授，还参与过北大和清华的招研。我非常同意贺卫方教授的观点，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总分高的不一定是我想招收的研究生。当然我不排斥这些的，可能我看中的是成绩第二或者是第二十名。我更喜欢他们自己的思辨能力，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远远比考试分数要重要得多。而在北大清华招研，比较普遍的是大家追求考分，如果你上的这门课是不算考试分数或成绩的话，学生上课的情绪就会有所影响。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读初一，另一个读五年级。在美国，小学六年从来不会有考试，从来不会评比谁第一第二。美国小学教育体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注重综合能力的发掘。老大有一次的作业是用两个月时间写自己最崇拜的偶像的报告。我女儿收集了她喜欢的那个偶像的所有资料，从出生到现在做过什么，把这个偶像一辈子的情况都收录起来，画在一张大图上。这里面有很多方面训练。现在我女儿十来岁，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不会像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讲几句话就发抖的了。

  　　袁征：如果按贺卫方老师的意见，把招收研究生的权力交给教授，我还是会用考试进行选拔，但是考试的方式就会跟现在很不一样。我指导过一项男女生学业成绩对比的调查：为什么女生会比男生普遍要考得好？研究发现，原因是我们的考题有比较多记忆的内容，男生胆子大，不喜欢的学科的就不学了，女生往往喜欢不喜欢的都学，结果女生的考试分数就高。现在很多机构雇人，宁可要低分一点的男生也不要高分的女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男生考分低不等于实际能力不强。

  　　信力建：非常支持贺方卫老师的说法，他挑战了旧的招生制度，为旧的招生制度敲响了丧钟，有信心期待旧的制度被革新。

  　　教育不能要求全面发展

  　　袁征：现在贺卫方教授针对的是北大法学院的做法，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研究生入学考试要在一级学科范围出题，要全面考察。这反映了中国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不够合理的。因为各个方面可能会互相冲突：你要是用很多精力破解数学难题，就很可能没有时间提高短跑速度。就算是在智力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背唐诗宋词，就很可能没有时间去捣鼓化学试验。我认为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但是不能硬性要求全面发展。应该让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按照学生的具体条件来帮助学生发展。有些人可能适合短跑，有些人适合学英语，有些适合学数学。还有些学生可能中学的时候适合学物理，大学的时候适合学法律。政府定一个统一的模式，要全国学生都按照一样的方式来发展，这是不合理的。

  　　信力建：基础教育是通识教育，到了本科以上教育应是专才教育。目前国际上科学和技术越分越细，政府即行政官员无法了解和把握各学科的进程，应将权力交给专家学者，由他们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越俎代疱，既侵犯了专家学者的权利，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不学无术之徒。

  　　袁征：有时候全面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市级以上的“三好学生”在升学等方面有优惠。但残疾学生怎么办？歧视残疾人是不对的。于是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如果你是残疾人，评三好的时候就不必看体育。这是荒谬的，分明走路都要扶墙，怎么可能身体好？这其实是对残疾人的歧视。另外，是不是“三好”就比“一好”要好？我们看看霍金教授、罗斯福总统，他们都瘫在轮椅上，显然不是三好，但是我们的“三好”就一定比他们好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宽容像霍金和纳什那样不全面的天才？很多学术大师都是疯疯癫癫的，并不全面。但中国的学校要求全面发展，有些偏科的学生特别沉迷于某个学科，对某个学科钻得特别深，经过一次又一次考试的淘汰，到研究生这一层就几乎一个不剩了。在高科技领域，国际公认的口号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中国的校园却是偏才和怪才的墓地。

  　　信力建：为什么中国建国以后未能出现世界一流的专家和学者，跟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并不那么有文化的行政官员钳制着专家、学者，不是教授治学校，而是政工干部管学校，培养出只“红”不专、没有棱角的人，全不能派上用场。所以，众多著名高校只好成为留美预科学校。

  　　袁征：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只上过一次正儿八经的课，那是因为我的导师很有名，学校为了拍录像就叫了一些研究生来上课。平常我有问题就到导师的书房去谈话，时间和内容都没个定准。而现在国内的研究生变成本科生一样，大班上课，标准化生产。学术发展到现代，百科全书式的人已经没有的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招生制度已经落伍，已经不能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需要了。

  　　招研应由教授说了算

  　　信力建：学校应实行教授管理制，应将责权交给教授，教授应有权决定招收怎样的研究生，政府实行目标管理，考察和披露教授培养出了多少优秀人才，而不是带了多少学生。

  　　陈志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要考GRE，外国学生要考托福，GRE只要求很低的一个分数线，过了就把学生的资料交给系里的老师。如果教授要这个人的话，可以去跟研究生院要档案。一旦到系里面了，就完全看教授个人的判断。例如我们的金融博士，中国每年申请的有300多人，我们只招两个，大家成绩都很好。我们就看这个学生的阅历和申请入学的原因。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指标。教授不满意的可以不要。跟国内不同，我们没有压力，收入和收不收学生没有关系。教授完全看这个学生以后有没有成为学者的可能。

  　　信力建：每个行业需要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方式和内容应该由他们行业去确定，不应由教育部来确定。教育部要用统一的模式，这是不可能的。

  　　袁征：也许是对教授不很信任，怕教授谋私吧。现在要分开不同的教授出题，像我招的博士生，三科考试里，我只能出一科。

  　　信力建：担心教授腐败，难道就能保证官员不腐败了？大腐败笑小腐败。这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教育不是一个加工厂，它是一个人对人，心灵对心灵及学术传承的事业，只有教授才有能力承担这个事业。

  　　袁征：我们要明确学术自由的原则。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教学，应该给教授更多的自主权。研究生教育就是培养学术人才，学术人才很可能就是偏才怪才。只有行家教授才可能选择这样的偏才怪才。

  　　大学自治应该成为法令

  　　陈志武：在美国，教育完全是各个州的事，或者是各个私立大学的事情。你要教什么课，什么内容，要多少学分，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决定权。这里面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像耶鲁大学在财务方面，资金上是独立的，来源于社会的资助。而在中国，由于教育经费都是由国家教育部来管的，又分重点学科，很多教授在跑关系，要批博士点。但是在美国没有这回事。哪个学校可以设博士，可以设硕士，是自己决定的，最后由社会来评定。随随便便设一个硕士点或博士点，反而会害了这个学校的名声。教授可以不喜欢这个校长，这个校长也可以不喜欢你，但他想要把你开除掉或者给你小鞋穿，却没那么容易。

  　　袁征：大学的目标是追求高深理论，大学所讲授的应该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思想，这是社会上其他人士所不懂的，所以校外的人士不应直接干涉大学的工作，校内的事务应该由教授来决定。这曾经成为法律，1912年蔡元培先生当教育总长时，就亲手起草了一个《大学令》，规定大学里各个学科（相当于现在的学院）成立教授会，决定本学科的重要事务。大学里成立评议会，由校长和教授组成，决定大学的重要事务。

  　　在大学自治上，私立学校具有优势。民主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政策要接近选民思想的平均水平，因而不是最先进的。公立学校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它不可能很有特色，因为它的基本制度要接近选民认识的平均水平。私立学校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明显特色，因为它的教育方法不必受广大选民的民主控制。只要双方愿意，又不违反法律，签订了合同，用什么教学方式都行。虽然公立学校也可能大为改善，比如按贺卫方教授的意见，或者前面讲到的按《大学令》，实行教授治校，但私立学校在这一方面上更有优势的。

  　　信力建：国际惯例是一样的。如哈佛是私立学校，它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分开的，也都是学校自治。包括政府资助的学校也是这样的，都是专家治校，政府只是评估了以后，每年给你拨一定的款，但是还是学校自我管理。

  　　袁征：私立学校的评价一般由私立学校协会或其他中介组织进行，各间学校自愿参加，还要交会费，你可以不参加。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般相信这种独立的评价，学校得到好的评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信力建：中国政府扮演三个角色，既是监管方又是评价方还是办学方，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外国采取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来评价。

  　　（采访：邓毅富整理记录：徐碧姗实习生：曾宝珠）

2009-2-4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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